美國總統唐納德 特朗普(Donald Trump)斷言，“保護將帶來巨大繁榮和力量”。相比之下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堅稱，“我們要堅定不移發展全球自由貿易和投資，在開放中推動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便利化，旗幟鮮明反對保護主義”。那么，這種觀念上的反差，對于亞洲賴以保持活力的貿易的未來意味著什么？

　　這個問題對全球具有重要意義。如今，亞洲地區——東亞、東南亞和南亞——擁有世界上最具活力的經濟體，包括中國和印度（盡管后者遠遠落后于前者）這兩個正在崛起的巨人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(IMF)預測，亞洲新興經濟體在全球產出（按購買力平價衡量）中的占比將從1980年的區區9%提高至2021年的38%，僅略低于發達經濟體的占比。

　　一直以來，美國對自由貿易的承諾，為亞洲提供了走向繁榮的環境。綜觀亞洲各經濟體飛速發展的過程，貿易擴張通過利用比較優勢、規模經濟、獲取技術專長和加強競爭，無一例外地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。

　　結果是戲劇性的，尤其是在中國。1981年，中國占世界商品出口總量的比重大約為1%，到2000年——即中國在2001年加入世貿組織(WTO)的前一年——躍升至4%，到2015年增至14%。亞洲新型經濟體占世界商品出口總量的比重從1981年的4%飆升至2015年的21%。與此同時，日本的占比出現反向變化，從1993年的10%下滑至2015年的4%。總體而言，2015年亞洲占世界商品出口總量（包括再出口）的比重達到33%。

　　建立于1995年的世貿組織及其前身、1947年的《關貿總協定》(GATT)，提供了亞洲貿易發展的主要制度框架。《關貿總協定》通過8輪多邊談判，推動了全球貿易的自由化。在《關貿總協定》框架下完成的最后一輪談判，是1994年達成的烏拉圭回合(Uruguay Round)談判。2001年啟動、世貿組織框架下的最新一輪多哈回合(Doha Round)談判，至今尚未完成。

　　與歐洲的情況不同，區域貿易協定在亞洲貿易發展過程中發揮的作用不大，唯一重大的例外是東盟(ASEAN)。此外，美國與韓國之間確實存在一項重要的雙邊貿易協定。然而，包含中日韓三國的東盟+3(APT)是個協調機制，而不是貿易協定。

　　盡管出現了一些復蘇的跡象，但自金融危機以來，全球貿易引擎的轉速一直顯著較慢。從2012年至2015年，亞洲新興經濟體的商品與服務出口量平均增速略高于4%，遠低于亞洲GDP的平均增速，與2007-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前的出口增速相比更是低得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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